“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文化多样性最能体现一个大都会的特殊性格。”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研究员杜维明如此论及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关系。

      杜维明是在6月12日开幕的第二届世博论坛“城市更新与文化传承”的主题论坛上作出上述表示的。当天是2010年中国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成为该论坛当仁不让的主题。

      在势不可挡的城市化中，中国的不少历史名城的面目正渐渐模糊。这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吗？众多专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杜绝千城一面

      “中国绝大多数的大中城市都千城一面、万屋一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话语中不乏痛心。这是中国各个城市快速城市化进程之下的一个通病，无论区域文化的原初有多大差异性，复制性生长使得绝大多数城市都面貌统一而模糊。

      阮仪三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亲自促成并主持规划众多后来名噪天下的古城古镇保护，因而被称为“古城守望者”。

       阮仪三提出的平衡解决方案基本代表了本次论坛的共识，“开拓新城应该与保护老城结合在一起，有机更新，顺应城市新陈代谢。”在阮仪三以及众多城市文化保护专家看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并不是只保留一两幢具有历史特色的建筑，而是需要树立整体性的保护理念，保存一座城市的文脉。也唯有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千城一面”的问题。

      而扭转千城一面之下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就是城市更新与文化传承之间如何能做到平衡共进而非互为负担。一方面，如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所言，不能追求全球文化的统一性，必须保护文化的独立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也强调，一个城市的历史街区，也不应成为城市发展的包袱，而应当成为能提供更多价值的地方。

      新一轮文明对话

      论坛主题演讲上，杜维明也开宗明义地提出上海世博会于文明发展的意义，“这意味着，它和世界各大文明对话的时机已经到来，上海世博会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缘。”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例。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绝对不只是亚洲价值，而是扎根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具有全球意义的普世价值。而普世价值之中最好的价值是有一定矛盾和冲突的，因此需要对话。

      “很多时候，文化就是人类的中心。文化是寄托人类的创造性、革新以及对自我认同的一个基础，并同样凝聚了人类之间的延续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汉斯·道维勒也认为。

      对于城市的发展，杜维明指出，在积累经济资本、发展科技资本的同时，也要积累社会资本，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发展文化的能力。杜维明说：“如果没有这些文化的价值，一个大都会要成为举世闻名而且有影响的大都会是有困难的。”

      相比这些学者的宏观视角，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则以其一贯的个体人性立场来阐明，强调不同个体对于文明丰富和多样性的意义。“历史文化可以延续，但个人的喜怒哀乐却无法传承，”渡边淳一说，“因此，城市更新中人的自由，以及个体生活方式也需要被尊重。”

      用创意激活产业

      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自然是至关重要，

      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各种新因素交错激荡的作用下，如何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和产业经营方式，来延展传统文化内涵，借创新来对其生命力进行再激活，是单纯保护之上的又一新命题。

      这意味着要有这样一个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存在基于文化生发的创意和想象力，同时还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然后才可以形成创意经济和产业。

      而对于如何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来自创意经济起源国的英国伦敦都市大学城市学院院长格雷姆·埃文斯强调三点，首先是要形成创意产业集群，“我们的研究显示，从事创意产业的人更喜欢在一起，因此要形成集群，需要政府在做城市规划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一点。”

      另外，格雷姆·埃文斯还认为，一个城市的创意产业不仅仅需要依靠少数的创意产业公司，更需要全民参与，才会带动更大的市场。此外，文化旅游也会使整个城市的文化交流更加活跃开放。

      在高举经济结构升级转型大旗的今天，中国创意文化产业增长惊人，尤其是电影电视及衍生产业的爆发性增长，似乎都昭示着该领域内的无限潜力。新环境下，正如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在论坛开幕时所言，只有把丰富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创意资源和文化产品，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