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没钱，都想回家过年。一年一度的春运景观，不仅继续，更有愈演愈烈之势。回家过年的大军中，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农民工是毫无悬念的主力。每年的春节前后，农民工们都像候鸟一样从城市到乡村，再从乡村向城市大量迁徙。

　　其实，我们应该思考，这种由阵发性现象演绎成周期性潮汐的春运潮，对中国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有着怎样的意义与贡献？

　　种种迹象表明，尽管在城市找一份长久的工作希望不大，但是毕竟能进入某种生活圈子，得到更好服务的机会通常要比在农村多，由此而引发的面向城市的迁移确实堪称为“数量惊人的庞大”和“具有历史意义”。

　　这种人口向大城市的集中应该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但这个趋势或多或少都会出现问题，中国也不例外。

　　城市化对人口的直接影响是增强了迁移和劳动力的非农化。在一些劳动力缺乏的国家，可供劳动力资源决定了城市的发展，但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过于丰富，尤其城市早就存在着的大量隐性失业现象逐步暴露之后，中国大城市吸纳农村劳力的作用渐渐变得十分有限。

　　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应该通过小城镇建设来满足农民的进城欲望。比如，由农业技术方面的成功所创造出来的食品过剩，完全有可能为城镇地区发展那些前途无量的制造业、商业以及开展商务活动提供可行性。

　　其实，中国许多地方的城市化过程都经历了这样一种规律性的转变：在城市化的初始阶段大城市发展较快，到达一定阶段后，大城市规模效应已经发挥到了极限，劳动力价格、地价不断上升，与这一城市相邻的一些地区利用其资源优势、廉价的劳动力和地价等等因素迅速发展起来，在环大城市地带形成“城市带”比如广州和深圳之间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环上海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在这些城市带中，小城镇的发展灿若星河。这说明处在经济与文化中心地带的大城市尽管其本身的发展开始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但对同样具备此功能的小城镇的发展却有着引领和示范的作用那些循环迁移的人口不仅带回了钱，更带回了经济发展的思路与信息。

　　农民的大量消失已日益成为城市化进程的标准，这些洗脚上岸的农民被那些迅速崛起的城市吸引过去。他们中一部分人将最终成为城市的永久居民，但绝大部分还是会回流。这股回流的农民工潮将成为其家乡城市化进程的支持者与生力军。